着凛冽寒风,与滔天黄河进行着史诗般的搏斗之时,远在西方的帝国心脏——长安城,却陷入了一场同样严峻、却无声的危机之中。 这场危机,无关刀兵,却关乎钱粮。 未央宫,承明殿侧厢。这里临时成为了统筹全国钱粮调度的中枢。往日里,这里应是堆满简牍、算盘声不绝于耳的繁忙景象,此刻,却笼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压抑与焦虑之中。 监国太子刘进,眉头紧锁,坐在主位。他的面前,是面色惨白、额头冷汗涔涔的治粟内史(大司农)和少府。 “殿下…”治粟内史的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,“各地…各地府库…尤其是关东、中原诸郡,为赈济本州灾民,存粮早已十去七八…能调出的,仅是杯水车薪…巴蜀、荆襄、会稽三地,今岁粮赋已提前征调,大部已沿江、淮北运,然…然濮阳工程,日耗粟米以十万石计...